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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块手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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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中第一块手表，在高二的时候获得。

是妈妈给我和妹妹买的——我们是双胞胎，那时正一起在县城中心一所中学读高中。平常住校，周末回家。家里只有爸爸，每日忙于农事，家里那栋我们小学五年级时盖起来的两层楼房，因为长年缺乏打扫和建筑材料的不佳，显得异乎寻常的黯淡，仿佛总是比别人家更容易脏一些。在扫把所够不到的高高的屋角，蜘蛛结起蛛网，水泥地面不多时就积满灰尘。屋子里的每个角落，都扔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用过的镰刀，用过之后团成一团的丝网，晒干的黄豆，去年冬天穿过的鞋子，诸如此类，充斥着整个家庭的零零碎碎。我们平常有些不大愿意回去，只是出于一种爸爸可能会想念我们的责任，以及要回去拿下一个星期的零花钱的必须，才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按时坐上回乡的公交车，到柏油马路和乡间土路的交接处下车，再花一个小时走回去。

但我们每次回家，爸爸都是很高兴的，至少在我们刚回来时是如此。冰锅冷灶热起来，爸爸给我们烧饭，坐在小桌子边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边喝酒一边跟我们说话。他又寂寞了一个星期，难免是有很多话想说的。我们随便谈一谈最近的考试排名——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担心，那也早已超出了他所能操心的范围，于是便谈到家里的生活。话题最后总不免转到妈妈身上，这时候爸爸的酒已经喝到微醺，又开始说那些他已经说过上百遍的那些话：妈妈把我们丢在家里，不照顾我们，他一个人在家种田，既辛苦，又孤独。爸爸的这些话我们不爱听，我们知道他的辛苦，却无法理解他的孤独，觉得他喝醉酒的样子可厌，又害怕他随时会爆发，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轻轻“嗯”一两声。这应付当然不能使他满意，其结果不是他深深叹一口气，吃完饭早早洗漱睡觉，嘱咐我们也早点睡，留下松了一口气的我们到楼上继续做卷子，就是他越发激动，引起我们回护妈妈的顶嘴，最后以他骂我们一顿为告终。只有很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相安无事，平静地度过在一起的周六晚上。

妈妈不在家，她在城市打工。从我和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开始，就出去了。家里小孩多，姐姐们其时正在上中学，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，我们的学费都是先跟学校赊账，等到有一点钱了再补交给老师。那一年“双抢”过后，妈妈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去上海帮人插秧，一开始只待一两个月，回来后很快再次去了上海，在医院给人做护工、去人家里照顾病人。从那以后，妈妈在城市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很快就一直在外打工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来了。

从我们小的时候，只要妈妈在家，这个屋子就是明亮的、干净的。床铺整洁，饭菜可口，全经妈妈的双手神奇变出，而其背后的辛劳，那时我们尚不懂得体悟。妈妈离开家去城市打工以后，屋子迅速变得黯淡起来，我们从小孩子时的不舍、不甘，慢慢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，接受了妈妈不在家的绝大多数日子里，这个家就是这样，邋遢黯淡，冬天寒冷，夏天炎热，没有什么好值得人想念的。但我们知道妈妈在外面定然的辛苦，因此不允许爸爸在我们面前讲她的不是，最后总是忍不住要加以反驳。

高二的那一年，不记得为着什么事，妈妈在年中时候回来了一趟。平常晚上我们要上自习，不能回家，于是她在到县城之后回家之前，中午先到学校来看一下我们。这大约是我们上高中后妈妈第一次来学校，自然带了一包好吃的，放在宿舍里。我们极兴奋，好久没有见过妈妈了，同时又有一点羞涩，好像这些年来经常的分离，已经使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有些遥远了。妈妈问：“你们想要什么？我带你们出去一人买一样东西。”因说起下晚自习以后，我们还想在教室里继续做题，不知道时间，有几次回来得太晚，楼下宿舍大门已经关了，只好拼命在外面拍玻璃，把看门的阿姨叫醒。本意是想让妈妈给买一只便宜的塑料手表的，谁料她竟然就决定带我们去钟表店，一人买一只真正的手表。

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，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是奢侈。虽然对家里具体的收入并不清楚，但我们是到了高二这一年，才第一次隐约感觉到，家里的经济稍微好了一点。这感觉的由来是我和妹妹两人一星期二十元的生活费，变成了二十五元，偶尔有那么一两次，爸爸甚至能一次拿出五十块钱来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隔一个星期再回去。姐姐们逐渐开始工作，不再需要家里负担，但即便这样，我们也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家庭，不过是从高中开始才不再跟学校赊欠学费了而已（最开始大概也只是因为爸爸不认识高中学校的老师，不敢轻易开口赊账）。多年后我回想起来，意识到像妈妈那样平常对自己极其俭省的人，之所以一定要给两个小女儿买好一点的手表，不过是出于母亲一种柔和的慈爱，一种对不能在身边陪伴照料的缺憾的弥补。